法意阑珊

赵冷暖

近些年的人代会期间，我们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一股新气象：人代会正朝着越来越民主、开放、透明的方向变化。不过笔者也注意到，作为人代会最重要议程之一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活动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政府首脑在全体大会上报告时，人大代表都在台下认真聆听，不时用笔在报告文本上勾划、做笔记；在报告的精彩、高潮之处，代表们一起热烈鼓掌。在分组审议阶段，各代表团都是在一位党政高官（一般是政治局委员或本代表团的最高职务者）的带领下审议、讨论。这个阶段一般由代表先发言，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谈如何贯彻报告精神以及向领导提出各种建议。代表发言完毕，与会最高领导就会作总结讲话，回应代表发言，谈自己对报告内容的看法，并提出要求、作出指示、发出号召。

不难看出，“大会报告，代表聆听；分组学习、建议，领导总结、指示”就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标准模式。笔者认为：这样的审议模式亟需改进。因为它颠倒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违反了“议行分立”的宪法原则。

宪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也就是说，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作为全国人大组成人员的人大代表是审批人、监督者，政府和政府官员是被监督者。既然人大代表是审批人、监督者，那么除了对报告人表达应有的礼节外，代表们就没必要经常鼓掌；在分组审议的时候，就不应该主要谈如何贯彻报告的精神，提一些跟审议报告无关的建议，更不应该主动放弃监督职责——比如一位甘肃代表说：“这次来，我就是想对总理道一声谢。”审议的含义就是要讨论，要挑刺，要质询，要审查，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表决是否通过报告。“居高临下”的立场、不信任的眼光、不附和的态度，这些都是审议的应有之义。

由于宪法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有明确划分，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政府高官也不应该对人大代表提要求、作指示。严格地说，除非立法机关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到会解释报告内容、接受质询，政府工作人员就应该自行回避，尽管很多政府官员也是人大代表。因为政府官员参加审议不但有违“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议行分立”的宪法原则，而且有干扰代表审议的嫌疑。比如今年的分组审议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幕：领导总结发言完毕，点名要听某位代表的意见，结果这位代表在向第一排走去时“紧张得头有些晕”。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审议，代表们怎么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呢？

除了会怎么开的问题，一些会场布置的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笔者看到，在一些分组审议会上，“领导代表”和普通代表是分开坐的；“领导代表”面前都有话筒，普通代表则是数人共享一个话筒，或者只有第一排才有话筒。显然，这些暗示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人大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力。

做有“气质”的公民

赵冷暖

2月7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冯志华发言完毕后站起来激动地对温家宝总理说：“借此机会，我代表广大农民兄弟向总理当面表示感谢！”温家宝连忙叫他坐下并诚恳地说：“刚才，农民代表冯志华说到感谢，我听后心里感到很不安。”

总理为什么感到不安？“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应该对人民负责。我们做得对的、干得好的，那是我们履行职责，应该做的。”去年11月26日，面对几乎同样的场景，温总理的回答是：“你这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为人民服务是国家领导人的分内之责，这是总理面对感谢感到不安的原因；而作为公民冯志华的同胞，我们也有理由感到不安——为他欠缺的公民气质。总理主持的是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而不是邀功会，作为民意代表，为什么要专门向总理表达感谢呢？

什么是公民气质？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要表现出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臣民、小民、子民的尊严、风范。如果说宪政、法治主要体现在公民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之中，那么公民气质就主要表现在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之中。作为公民，明白自己的权利，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很重要；作为公民，正确看待自己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公仆，公民面对公仆，声色俱厉、颐指气使自然不够有风度，但是妄自菲薄、自我矮化、低三下四也有失公民风范。笔者认为，面对国家工作人员，不卑不亢、不抱臣民心态、不曲意逢迎、不溜须拍马、不盲目崇拜、不感恩戴德就是展现公民气质的最低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一些公民的表现与上述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日常交往中总是表现得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甚至战战兢兢，而一旦受到各级领导表扬、接见又容易显得沾沾自喜、洋洋自得，甚至感觉受宠若惊。这些都不是有公民气质的表现。

国民欠缺公民气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公民老是抱有顺民、臣民、小民心态，那么国家公务员必然被“惯坏”。长此以往，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主仆关系”必然被颠倒，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会名存实亡，飞扬跋扈、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将会越来越多。从大的方面讲，国民欠缺公民气质，一国的政治生态、官场生态必然恶化。因为一旦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了公民的顺从、下级官员的服从，那么，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公民都会被作为“刁民”、“反民”而加以打压。试想一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将只报喜而不报忧，只有建议而没有批评，只能商榷而不会有反对、抗议，只能游行而不能示威，只有咨询而不会有质询，只有辞职、撤职而不会有弹劾……这难道不是危如累卵吗？

当然，公民气质的培养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准确地说，公民气质应该是公民素质的表现，公民气质的培养有待公民素质的提高。由于我国缺乏公民社会传统，公民意识比较淡泊，公民知识教育也已中断多年，要提高国民的公民素质还有待时日。但是，在成为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公民之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铭记：时时刻刻表现出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的尊严！

同胞们，让我们都来努力做有气质的中国公民吧！

《新京报》报道，因为真实身份证模糊不清，担心进不了考场，考研女生小青为自己办了一张和原证件信息相同的假身份证。在发现她持假身份证参加考试后，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取消了她的考试资格。

这真可谓葫芦僧乱判糊涂案！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至少犯了两类错误：

第一，惩罚了合法行为，导致了“一事两罚”的后果。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应当认定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但是小青本身就有考试资格，她只不过是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证明她的考试资格，事实上由于小青同时携带了真实身份证，她的证明行为完全符合考试举办机关的要求。也就是说，小青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不属于考试作弊行为，其完全有资格参加考试。

由于小青购买、使用伪造的身份证违反了《身份证法》，公安机关可以（不是必然）对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又越权对其科处法外惩罚，使得其可能受到两次惩罚，这明显不合法理、常理。

第二，错误地适用了法规，违反了比例原则和法定程序。《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第十条规定，“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效”。因此，即使小青的行为属于第七条规定的“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那么其后果仅仅是成绩无效，教育考试机构无权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伪造证件获取考试资格这类违纪行为并不会影响其他考生参加考试，而且最终确认有一个过程，如果立即取消考试资格，一旦发现处罚错误，给考生带来的损失将无法挽回。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前述行为的认定和处理程序：由两名以上（含两名）工作人员进行事实调查，收集、保存相应的证据材料，并在调查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对所涉及考生的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处理行为看似合法合理、雷厉风行，实则严重侵犯了考生的权利。小青不但可以依法向相关部门陈述、申辩，而且有权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总结我的2005年，我觉得这个字应该是cuo（chuo？）；当然，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结我的2004年、2003年……我想我还是会用cuo，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cuo——也许男人都应该是cuo的吧；再或者说cuo本身就是一种时髦，大概跟非典、禽流感、超级女生、和平崛起、和谐社会是异曲同工的吧。

在旧的cuo年即将过去新的cuo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充实的结尾和开端：到图书馆自习。但是从昨天起图书馆就开始放元旦假了，我的设想还未实施就流产了。今天已经过去大半，我突然有了雅兴要记录下这最后一天的点点滴滴。

稍微回忆了一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凌晨3点左右上床。室友到广州考公务员去了（估计顺便还要和女朋友过一下性生活，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估计，如与事实不符，本人概不负责），宿舍里终于清净了，不过也更让我觉得无聊。无聊到极点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联众象棋，于是从昨晚10点一直鏖战到今天凌晨2点50。我挑的是一个8级棋士——显然，我是9级棋士；我最高曾到过7级，那是几个月前的故事——局面自然是惨不忍睹，下了几十盘，似乎就赢了三四盘。值得高兴的是，最后一盘是我赢的，然后对手就不跟我了，不知道他是困了还是我让他/她觉得困了。关了电脑上厕所，才发现忘了昨天下午泡在水房的内裤还没洗，连忙搓了几下了事。这也应该是我最晚或者说最早洗衣服的一次吧。

早上11点半起床。本来不想起的，想想多睡会儿就只有吃冷饭了，还是一骨碌爬了起来。刷牙、洗脸，然后是梳头、刮胡子。

在学五食堂吃的午饭。素菜要的是玉米和青菜，青菜是有茎那种，有点苦味——学校食堂的菜现在已经没有一种可以挑起我的食欲了，现在到食堂似乎是在履行公事，唯一的任务就是寻找相对不那么恶心的品种。我还要了冷荤，红颜色那种牛肉，几乎隔两天就吃这种牛肉，但至今不知道具体叫什么。

在吃饭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和哥们照例边吃饭边抱怨饭菜的难吃，隔壁桌的一位女士突然过来要送我们圣诞贺卡，尽管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们还是收下并谢谢了她们。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位女士又过来了，还拿了一本书，问我们知不知道耶稣，似乎还说那本书是北大一位在美国的校友写的，用科学的观点证明了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云云——我终于知道她们是要发展教徒。她问了许多中国人初次见面一般不会谈及的问题，比如干什么、上几年级之类的，虽然觉得她问得有些突兀，我们还是礼貌而笼统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偶其实一向尊重宗教自由，并且感受到了一个民族没有信仰的可怕。由于话题无法深入，气氛一直比较尴尬——其实主要是我们觉得尴尬——我们低着头吃饭，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吃。隔了一会儿，她又问出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你是少数民族的吗？你很像我一个学生，他就是少数民族的。我只好笑着回答：就算是吧，反正现在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别也不大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带书包，把书和贺卡都放在桌子上，她还委婉地提醒我们：可以把书放在包里吗？还问我是否还需要一本。哥们儿连忙把书拿起来以示尊重，我也告诉他一本就够了，我们可以一起看。然后似乎就没说什么了。末了她们对我们说：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于是再次感谢她们。她们在隔壁桌坐了好一阵子才离去。她们走了以后，哥们儿对我说：难道她们是觉得我们比较郁闷才送给我们？为什么不送给其他人呢？这真是一个后现代的问法。哥们儿还告诉我：她们俩吃了五个碗，饭量真不小啊。

下午在醒客（Thinker）和“日人民报”的同学喝茶。吃完午饭在宿舍做老师布置的案例，刚做了两个，这家伙就叫我到万圣书园去找他。于是关了电脑又奔蓝旗营而去。我是在西门坐的小5路，车到东门的时候一位女士招手上车，我一看，居然是中午在学五见到的其中一位女士。她买了去林业大学的票。我没有跟她打招呼，她也没有认出我。下车后我就想：难道今天我真跟耶稣有缘？可我真的不想信耶稣，尽管我是一名不合格的共产党员——北京知识界现在流行用信教来表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或者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到了万圣二楼，找了一圈才在法律专柜前找到同学。站着看了大约三四十分钟的书，我们就到旁边的醒客喝茶了。刚落座不久，对面就来了三位严肃的客人，其中一位面孔很熟。听到他们在谈论历史，我确认他是历史系主任牛教授——我听过他一堂课，吴志攀教授曾经请他到法学院来讲过研究史料的方法。牛教授应该是在接受两位青年记者或者学生的访谈。教授和青年在谈高深的学问，我和哥们好久没见了，依然乱七八糟地海吹。他是搞新闻的，我们自然比较多地谈论了与新闻有关的问题，比如“帝王师”剽窃案、《新京报》主编下课，等等。我还当面向他求证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据说你们报社的宗旨就是“要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他用“哈哈”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问他工作轻松不，收入满意否，他说工作挺轻松，收入挺满意。我说你上次不是哭穷吗——每月工资2000多，加上其它的就3000多？他说那次不是有中央部委的同学在吗，我当然不好意思说多了，我们大领导到外面从来都是说我们收入两三千的。最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们社很多记者居然不用到外面四处奔波，一个人负责一个口，坐在办公室等对方发消息来就行了——我终于知道这份报纸的消息为什么总是那么伟大、重要了。我还担心地问他：要是别人不发消息来，版面不就空了吗？“我们还有新华社的消息呢。”我倒。五点多，他们同学要举行新年腐败，我就回学校了。

晚饭在燕南吃的。要了一份土豆丝，两块多钱的猪耳朵。斜对面的邻桌坐了一位眉头紧锁、神情忧郁的女生，她吃完砂锅后在那儿呆坐了很久，在一年的最后一天里，不知道这位漂亮的姑娘有什么心事。

晚上，我写下了这篇文字。10点钟我会去大讲堂的新年狂欢现场，不知道校长今年又会讲些什么？

赵冷暖

和谐元年岁末于畅春新园